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出台，意味着改革的顶层设计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各方面的评价都很高。然而，社会中有一种乐观的期待在扩散，以为顶层设计一出来，里面的内容便会顺理成章地实现。这种盲目的乐观实际上增加了改革的压力和难度。

　　在如此大规模的国家，推动如此大规模的改革，难度极大。现任的国家领导人是从基层打拼上来的，深知国情的复杂、改革的艰辛。中国的改革事业尽管总体上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进，但其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很多改革举措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改革方案所面对的具体环境，所可能产生的连带效应预判不足。国家领导人在全国性谋划上具有优势，地方治理者在局部性谋划上具有优势。这两种优势都要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且要认清两种谋划的边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说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在过去有关改革过程的一般描述中，通常是基层摸石头，有了成功经验后得到中央肯定，然后加以推广。这种描述没有看到中层治理环节的贡献。其实，即使在过去的改革中，中层的谋划也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改革开放初期，万里在安徽时，省委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研，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等等。这个规定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并成为后来改革顶层设计的前奏。

　　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化、尖锐化。局部性的中层探索具有了更加特殊和关键的作用。但这种探索充满风险，成败参半。如果抛开其它层面的问题，就中层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显露出中层探索的界线在哪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层设计划定了具体的框框，也就是说，中层治理者的所有改革探索都要以贯彻好这个决定为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中层探索的模糊空间，降低了中层治理者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中央在要求各省落实好决定的同时，要鼓励地方治理者自主探索适合本地区具体情况的改革办法。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主动权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在探索过程中，地方治理者是要冒风险的。一旦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但单纯为了防止短期内不出现这种情况而不愿冒险，又会防碍长期机制的探索。因此，中央需要给那些敢于探索的人以更大的宽容，既要敢于成功，也要敢于失败。当然，中层治理者要分担中央改革的风险，主动承担因改革的失误而导致的政治责任，分解中央的改革压力，但中央也要酌情处理，不能打击改革者的积极性。

　　不过，那些借改革之名，“探索”出各种保护和攫取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办法层出不穷。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中央的主动性，利用垂直监督的力量，及时地制止和纠正。

　　为了让中层设计和治理行进在正确的方向上，在发挥中央垂直监督的同时，更多地引入法治和民主的力量是必要的。习近平最近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法律通常是以公共利益为准绳的，用法律来规范改革，是防止中层设计偏出轨道的重大保障。另一项重大保障就是民主，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有针对性地发扬民主。它对改革的功能有三：一是集思广益，让每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能够汇集更多的民意；二是防范监督，让那些只顾及少数特权者利益的改革没法出台；三是修补改进，让那些出了问题的改革方案在更多人的支持下得以修正，不致引起大的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