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而言，近几年隐患纠纷出现的频率日渐增多。特别是面对风险率极高的手术病例，一面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危重病人，一面是让医护人员闻之心寒的手术失败后的医疗纠纷。救或不救，责任如何厘清，可以说都存在问题。本着制定制度探索解决医患矛盾出路的原则，任何担忧都不无道理。
不过，我们也会发现，实际生活中，医疗纠纷未必是在危重病人与医院之间出现。最典型的例子，今年9月15日，曾在同仁医院就医的书法家王宝洺，举刀砍向该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身中十余刀的徐文肌腱断裂，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经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在全国都引起极大关注，事后经查，此次血案肇因于一起长达三年的医患纠纷，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其残疾，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索赔1700多万元。然而因为医患双方所提供病历的真实性问题，三年从未开庭。最后，王宝洺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所以，此制度看似为了规避风险，实则可能成为医院的“免责金牌”。公证制度中的议程设置有明显倾向性，对患者一方明显不利。不妨先看一下公证书的具体内容，一位患者家属在签下声明书中写到：我们承诺，如术后有纠纷，采取合法途径解决，绝对不采取任何非法或不正当手段，扰乱医院正常秩序。这就对患者一方进行了有罪推定，把医患矛盾产生的主要责任推给了患者，这明显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回到问题本身，医患之间存在矛盾，主要源于缺乏信任，当问题发生之后，容易导致关系破裂甚至走向暴力。公证制度虽然在形式上在两者之间加了一层防护板，实际上仍没有从本质上驱除暴力的心魔，久而久之，防护板便可能再次失效，悲剧也会再次上演。
虽然问题颇多，但是这项制度已经在该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的高度肯定”中落地执行。在此不妨试问院方，如果家长不签公证书，可以为患者治疗吗？如果中间出现互相扯皮的现象，耽误患者治疗是谁的责任？如果院方在医术方面的原因导致病人身亡，谁又来保证患者家属的权力不被黑纸白字化于无形？柳暗花明，这才是矛盾的“七寸”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