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领奖台上，一般都是获得了好成绩，而10月23日下午，在陕西省渭南市召开的2014年综合观摩暨第三季度工作讲评会上，有6个县市区因为“较差”也上台领奖，他们领到的是一个写有“最后一名”的黄牌（较差）。（10月24日《华商报》）

　　正方：让“最后一名奖”成为“耻辱奖”

　　渭南这种揭短亮丑的做法值得称道。上级政府对各个地方实行季度、年度考核的初衷，是为奖优罚劣，提高各地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显然大有必要。然而，很多工作考核只是“评优奖优”，几乎从不“评差罚劣”。即使在考核中评出了工作成绩“较差”或“最差”者，往往碍于情面，甚至害怕得罪人，而不让“较差”或“最差”者上台露露面，上电视亮亮相。

　　只表扬、宣传优秀地方或部门的惯例做法，实际上不利于真正奖励先进、鞭策后进。因为单纯的“评优奖优”，只能激励优秀以及接近优秀标准的地方或部门，而对落后者的激励作用则不大，他们本身距离优秀或先进的目标很远。时间一长，落后的地方或部门反可能产生“我就这样了，再努力也白搭”等“破罐子破摔”思想，消极地将工作考核不放在心上。

　　而渭南市一改过去“只评先进，忽视后进”的弊病，在各个项目中，不仅考核评选出前三名领取“红牌奖”，而且考核评选出“最后一名”领取“黄牌奖”，就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考核评奖方式——它有美亮美，有丑亮丑，既选“最好”也评“最差”，如此考核才不是走过场的考核。尤其是，在激励“快马”时也鞭打“慢马”，能促进落后者自我审查、自我涤荡懒政的作风。

　　当然，评选“最好”与“最差”仅是第一步。要让“最后一名”奖变成落后者“知耻而后勇”的“耻辱奖”，就要防止他们把这块“奖牌”拿回去以后束之高阁。个别地方也曾搞过给行政部门颁发行政效能“黄牌、橙牌、红牌”，就是上级政府将“黄橙红牌”钉在那些单位的最显眼位置，办事的老百姓进进出出一眼就能看到。“最后一名”奖也当如此高悬，以触及其颜面。

　　要“最后一名”奖成“耻辱奖”，还需对获奖者予以严厉问责，才能触动思想、触及灵魂，才能让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比如，一年中连续几月或总计几月获得“最后一名”奖，就在当年综合目标考核中“一票否决”，相关责任人不得评先评优，扣发当年一定比例的绩效工资，乃至于免职等。如此“最后一名”奖获得者才会树立“黄牌”意识，以及紧迫感、压力感。

　　反方：政绩考核有必要设置“最后一名”奖吗？

　　政府对各个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业绩进行一定的评价，这本无可厚非，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排名，对成绩靠前者进行表彰，以激励业绩较差者，这也可以接受。但对相关政绩排名靠后者设置一个“最后一名”奖，却实在是没有必要。

　　一者，地区之间有差异，单位之间也有分别，实在是不好拿来直接对比。比如在财税工作方面，如果拿富裕的地方，与贫困的地方进行相比，结果给贫困地区的政府部门发一个“最后一名”奖，这明显就是有失公允的。

　　二者，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业绩排名靠后，并不意味着政府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牵连到民生服务等问题的部门，比如财税部门，其收的税少，但如果给老百姓减免的税多，让老百姓受益的地方多，那么其事实上已经优先完成了政府的职责，落实了党的宗旨，做好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如果再给他们一个“最后一名”奖，岂不是让其很冤枉？

　　三者，政绩考核设置“最后一名”是羞辱，其从根本上依然是政绩评价体制“抱痒”的证明，不利于实际工作特别是为民服务工作的开展。比如渭南韩城市因为在财税工作方面考核排名较后，获取了一个黄牌，如果韩城市下一个工作季度，对该减免的税收不再减免，对不该收的税也收，甚至收“过头税”等，结果季满之后，又评上了第一名，这果真就是应有之义，民众之福吗？

　　政府政绩评价可以有，但过分注重表面的政绩，忽略为老百姓谋取最大福利不是真正的政绩，甚至乱发奖、乱评第一或者倒数第一，显然都不是科学执政的态度，也不是民众之幸。因此，渭南市设置的“最后一名”奖，是对盲目政绩观的又一次暴露，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弄不好还会起到反向消极作用，还是趁早“歇了”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