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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第11期评论：向发展自由要活力

　　如何遏制经济风险的积累，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助力经济转型的启程？这是当下政府和民众都在着力求解的发展难题。

　　从发展自由的视角看去，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求解难题新的着力点。

　　一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揭示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自由是秩序的基础，也是发展的真谛。

　　发展自由，追求的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由，是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自由。深化发展自由，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根基，是实现发展转型的战略支点，是加快改革进程的价值指向。

　　显然，简单重复以往强力刺激政策的套路，演绎过去政府投资拉动的故事，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甚至还会生发更大的难题。深化发展自由，在改革的突破中，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释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积蓄经济转型的深厚潜力，当是我们的正确抉择。

　　保障公民自由流动的权利，是发展自由本质的政治表述。

　　公民生活权利的扩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就是最生动的诠释和最深刻的启示。不同的人群，纷纷从土地的依附中、从乡村的封闭中、从单位的围城中、从体制的缝隙中解放出来。流动生成机会，流动解放梦想，流动改变命运。

　　如何持续释放自由流动的蓬勃活力？户籍制度和社会排斥，是必须打破的瓶颈。中国农民硬是靠自己的肩膀扛开了城市的大门，挤进了另一个世界。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实现期盼中的市民化，还难以全面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合法权益。这最后一公里走得那么艰难。

　　而且，为了城市的形象提升和产业升级，一些地方实施“行政性腾笼”，清理低端产业；推进“城中村改造”，推高生活成本；设置“高门槛准入”，鼓励投资性技术性移民，限制低收入者低技能者。

　　大量进城农民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最充沛的干劲和最灿烂的憧憬，都奉献给了城市，在“制度性歧视”和“政策性挑选”中，却无法在城市找到驻足的位置，无法逃脱被城市剥离的命运。其实，一个城市强制性的行政选择，不仅妨碍了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权，而且不利于城市的产业生态和社会和谐。

　　提升底层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发展自由深层的社会内涵。

　　阿玛蒂亚·森把能力看做发展自由的关键，自由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发展不是资本的垄断，而是全民的权利。发展指向的不仅是效率和利益的提高，更为根本的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和分享，是底层人群的选择能力和社会机会。

　　关注贫困人群、弱势群体，就应努力帮助他们培育、积累、开发发展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贫困地区的阴影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扶贫攻坚的工程也远没有画上句号。还有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财产所得差距及其背后的权利保障差距，亟待去加速消解。加大教育投入，求解教育公平，实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均等化，还需要加快脚步。

　　近年来为什么“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地方再度抬头？一个重要缘由是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导致不公平竞争，青年人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高考不再被农村学生视为改变命运的途径。底层人群的社会资本尤其稀缺。

　　在原子化、陌生化、泡沫化的警醒中，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去逐步发育多元、健康的专业合作和社会组织，引导普通民众在自主发展的起点上，在契约社会的选择中，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还需有新的破题和深的推进。

　　拓展企业自由竞争的空间，是发展自由张扬的市场根基。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它所意味的，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企业经营的自由竞争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创新。

　　显然，简政放权，解决政府对经济主体的过度干预是当前改革的紧迫课题，这就是国务院领导提出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政府主导型经济中的“错装”现象，已经成为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行政审批中的过多过滥，转移支付中的跑部钱进，政府投资中的浪费低效，财政补贴中的无度倾斜，资源垄断中的公平遮蔽，权力干预中的寻租腐败，已经到了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整治的时候。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时，也应看到另一种现象：有不少企业已经形成对地方保护的成长依赖，形成与政府倾斜的畸形互动。它们无视财富伦理，罔顾市场法则，拿准一些地方政府形象偏好和政绩导向的“软肋”，更多地在借助权力之手享受“低价圈地”的“政策优惠”，更多地以产业包装套取“产业扶持”的“投机效益”。

　　一边是官员曲意逢迎，亦步亦趋，一边是资本强势登陆，予取予求。听一听无锡尚德的警钟为谁敲响，看一看新余赛维的危机怎样化解，我们就可略窥其中的奥秘。

　　从经济增长走向经济发展，从经济转型推进社会转型，从经济自由深化发展自由，我们在改革的前行中应有更开阔的思路和更执著的定力。

 

 

　　半月谈第12期评论：回到群众中去

　　为人民服务，简简单单的五个大字，承载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感，焕发着共产党人的生命力。

　　历史告诉未来：植根人民，是我们特有的政治优势;现实警醒人们：脱离群众，是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

　　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今天的社会大众，利益结构在分化，权益诉求在增强，自主发展、自由流动、自我组织的空间在扩展。却有一些党员干部，无视现实，不思进取，群众观念在淡化，奢靡之风在蔓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现象在滋生。网络不时曝光问题官员的“放大效应”，一再引发干部队伍的“形象冲击”。

　　社会转型中的干群关系，正经历严峻的挑战。

　　看一看群众眼里的不少官员是什么形象：整天忙忙碌碌，却又高高在上。

　　一是跑上面多，跑饭局多，跑基层少。上面有项目审批，有政策倾斜，有转移支付，自然要全力公关，跑部钱进。饭局上有客商投资，有领导接待，有圈子营造，君不闻“一晚八顿饭，回家还要煮面条”?身体毕竟不是铁打的，还有多少精力去跑基层呢?

　　二是说官话易，说洋话易，说白话难。讲真话需要良知，有风险，讲新话需要思想，又不会，讲白话需要生活，不深入。既然如此，官话、套话、空话便百说不厌，言不由衷，奈何?现在干部的学历文凭也高，出国考察也多，遇有外商投资，简单的外语随口也能说上几句，这也是知识化国际化的进步。可是，久而久之，不会说群众听得懂的话，跟他们拉不了家常，心思也就很难再贴到一起。

　　三是与领导亲，与老板亲，与群众远。领导决定自己工作的评价，仕途的升迁，老板影响自己的政绩，经济的数字，哪一方面都含糊不得。对基层的老百姓呢?也就显得越来越冷漠、疏远了。

　　于是，干群关系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许多矛盾也在不知不觉中生成、积累。

　　一边是维护稳定的任务越来越重，一边是越级上访的人员不曾停息，而且其中的许多问题日积月累，利益纠缠一时也很难理清。于是，上访和截访，成了一个矛盾的螺旋。一边是经济发展需要征地拆迁，一边是群众不满被动上楼刨坟，尽管工业化城镇化声势逼人，但老百姓更为看重的还是一家一户的日常生计。一边是批评群众思想落后，送出“刁民”称谓，一边是诘难干部违法违规，生出“仇官”心态。错位化的利益冲突加上情绪性的话语表达，损害了应有的鱼水关系。

　　由此，政府的公信力一再受到社会的拷问。每有社会矛盾、突发事件，政府的声音发出，首先遭遇的常常是舆论不分青红皂白的质疑。这里确实有一个走出负面思维的问题。

　　但是，转换一下视角，为什么群众通过正常性渠道反映问题常常被一再漠视甚至压制，而一旦发出网帖往往就能得到特别关注?是真心解决群众问题还是只为爱惜羽毛?为什么群众采取正常性上访常常被一再推脱，而一旦矛盾激化往往就无政策底线的予取予求?这种 “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套路是什么导向?这种集四川公务员共资源过度倾斜的模式可否批量复制?

　　显然，各级干部对群众心态的变化，也当深刻反思其中的症结。

　　密切联系群众，传承优良作风，我们不可须臾松懈。同时也要看到作风深层的问题，还当审视、矫正一些领导干部的行政思维、施政心态和执政理念。

　　毋庸置疑，当下各级干部的主流，其精神风貌是奋发激昂的，其工作状态是拼命奉献的，其发展思路是改革开放的。但也应清醒看到，有一些不良倾向在抬头：或奉行实用主义，理想信念淡了，道德境界低了，更讲究物质生活的享受，沉溺个人利益的诉求;或特权心态膨胀，将手中的权力资源据为私有，视为身份的特殊象征，变为利益的设租寻租，用于子女的拼爹游戏;或取向短期行为，热心形象工程，炮制花样文章，陷身击鼓传花，只图任内政绩的一时光鲜，不管平台负债的压力山大，自有后任背负;不管企业污染的隐患深重，自有社会消化;不管发展资源的枯竭红线，自有子孙承受。

　　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身边的群众，看待手中的权力?

　　我们总是习惯于单向度地想着去代表群众的利益，去推动群众的发展，去提升群众的觉悟。其实，按照群众路线和政治文明的标准去衡量，我们还当转换思维，转变观念，充分尊重群众的自主权利，真诚呼应群众的喜怒哀乐，努力契合群众的意愿需求。

　　再响亮的鼓呼，再有力的动员，如果依赖的仅仅是领导的一厢情愿和政府的行政强势，也难以保证赢得群众自觉的认同和普遍的响应。更何况，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项发展决策都是科学的，每一种利益调控都是公正的。这方面的教训很多，需要我们认真汲取。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人民群众的正确选择，是共产党人权力来源的历史根基;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是共产党人民主政治的现代表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执政的政治伦理;人民的支持人民的拥戴，是共产党人执政的合法正当;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幸福价值无上，是共产党人执政的永恒信念。

 

 

　　半月谈第13期评论：补上人文这一课

　　群众路线教育的指向是干部作风，干部作风问题的症结又是什么？

　　是导向倒置，重对上负责而轻对下负责；是功能错位，重经济增长而轻公共服务。我以为，还有人文缺失，重权力强势而轻人文关怀。这一课亟应补上。

　　党的群众路线一直是我们的政治优势。这一优势的发扬，可以从对传统注重人伦、和合和荣辱的人本文化的历史传承中，与现代崇尚自由、平等、正义的政治文明的价值链接中，汲取丰厚的底蕴和蓬勃的力量。

　　对人的个性与人格的尊重，对人的价值与权利的保障，对人的生存与命运的关切，对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张扬，这是群众路线践行中更为深广的人文精神内涵。如何去涵养、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文素质？最要紧的就是坚守社会良知，维护人格尊严，彰显人文关怀。

　　良知先于行政，这应是我们的坚守。

　　社会良知，源自人性深层共通的自然天性和心灵本真，凝结人们对真善美人生境界的不绝向往和热切呼应，奠定每一个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道德底线和价值根基。可是，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心底，什么时候开始模糊、动摇、扭曲内心的这一份良知？

　　良知需要的是诚信而非虚浮。曾几何时，政府的公信力居然已是公众一再拷问和质疑的焦点。话语表达的八股，数字政绩的注水，政府承诺的空洞，改革举措的扭曲，政策优惠的截留，构成了一块块官员行政的诚信短板。公开透明、依法行政、打击腐败、功能转型等方面的进步，距离公众的要求和期望仍然相去甚远。

　　良知需要的是温暖而非冷漠。政绩的单向考核、惯例的数字出官和竞争型、压力型的政府工作状态，使得一些干部从政心态变化，对百姓的生活疾苦无动于衷，对百姓的意愿诉求麻木不仁，直至积累的矛盾爆发，才如梦方醒。

　　良知需要的是奉献而非功利。在不少干部的人生天平上，价值的向往少了，物质的享受多了，服务的胸襟窄了，自肥的门路广了，使命的砝码轻了，利益的分量重了。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老百姓已经习以为常。就连腐败，当年为社会深恶痛绝，群起攻之，后来在不少百姓那里，也演变成不知不觉，见怪不怪，再后来更有一些无门无路者从众随俗，争相仿效，俨然成为一种民俗。究其实，这不是价值的认同，而是民众的无奈，这不是法治的宽容，而是官场的沉沦。

　　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本是政府的承诺。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是发展的目的。无论贫富，无论地位，他们的人格都应是平等的。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出身是否卑微，他们的尊严都应是等值的。任何歧视都是对公平的伤害，对文明的亵渎。

　　只是，如今的社会生活中，等级观念、特权意识、拜金主义又在沉渣泛起，公然践踏平民百姓尊严的现象时有发生。社会底层的多少铤而走险者，正是在生活和尊严的被损害、被侮辱中，一点点积累不平，点燃仇恨，一步步走向极端，走上绝路。

　　每一个人的生活选择都应值得尊重。多样的生活态度，多彩的人生形态，多元的价值取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其表达的话语权，也都有其发展的进取性。我们不必总是习惯于去代替，去定向，去强制，无论藉怎样正确的名义，以如何堂皇的说辞，用什么宏大的道理。呵护同一个世界，解放每一个梦想，这样的世界才分外芬芳，这样的梦想才更加绚丽。

　　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都应得到维护。这就要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善待生命。在民众急切的申诉和强烈的诘问中，重化工污染造就了一个个癌症村，收获了一袋袋毒大米，我们还能心安理得地表白这是“发展必然承受的阵痛和付出的代价”吗？

　　强行征地拆迁以招商引资、做大城市，逼迫出一起起奋身抗争合法权益的事件，我们还能冠冕堂皇地用“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观点去漂白暴力行政吗？这些雷人雷语的深层，是文明意识的淡薄、人文素养的苍白和人格尊严的扭曲。

　　将人文关怀引进干部作风建设，这当是新时期政治文明的进步。

　　政治是一种强制性力量，法治是一种制度性规范，管理是一种科学性运作。同时，它们又洋溢着人性的光泽，涌动着关怀的力量，流淌着生动的精神。任何忽略人的主体地位、无视人的价值实现、压抑人的合理欲求的政治、法治和管理，都是行之不远的。

　　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关切，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推动，是对人的品质和能力的提升。时下不少城市都在承受难以化解的城管与摊贩的矛盾纠结。其实，深层潜伏的是政府城市发展理念的异化。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宣示在许多但求生存的摊贩心中却还是不能承受之重。城市的路道更宽了，绿荫更多了，玻璃幕墙更耀眼了，崛起中的楼群又升值了，可是，摊贩们自谋出路的立足之地也更难觅了。城市那更美好的文明的普照、更美好的人文的关怀又在哪里呢？

　　人文关怀，它不是我们习见的形式主义的作秀，也不是社会流行的附庸风雅的装潢。它是一种水乳交融，一种身体力行，一种人格化的职业精神和工作情操。它渗透在生活的每一条脉络，呈现在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照耀着每一个人的成长，温暖着每一个人的梦想。

 

 

　　半月谈第14期评论：扫除“四风”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将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问题，这可谓抓住了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为民，是坚持党的宗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务实，主要是坚持实于富民、实干兴邦，实事求是，讲实话、做实事、重实效；清廉，是反对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显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与此针锋相对，我们必须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作风看似无形，但其实群众时时能感觉到：作风不是物质力量，但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不仅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评价党的工作，也通过身边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来了解党、评价党。可以说，作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度。

　　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一些干部成天忙于文山会海，工作就是开会、发文、传达，大干部传达到小干部，大机关传达到小机关，层层开会、层层发文、层层传达，与人民群众接触很少，对实际情况了解很少，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空转”；一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听取群众意见，漠视群众利益，使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发生扭曲、变形、变异，使干群关系对立、紧张，群众怨言迭起，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一些干部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欺上瞒下，引发群众强烈反感。

　　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重的地方，一些干部沉溺于吃喝玩乐，比阔气、比排场、比特权，任意挥霍公款，结果导致“三公”经费居高不下，吃拿卡要和接受会员卡、商业预付卡等问题频出，楼堂馆所滥建屡禁不止，部分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等工作生活待遇严重超标，饱受群众诟病。

　　“四风”已经成为破坏党群干群关系的严重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阻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风，集中解决“四风”问题，是对症下药，是对百姓吁求的回应。

　　对于干部作风问题的危害，老百姓感触最深，同样，对于干部作风的转变，老百姓也感觉敏锐。去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立即在全国兴起一阵新风，短短半年时间，取得明显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665个，给予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的2290人次。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八项规定的出台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对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充满期待。从目前看，这股新风力度依然强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贯彻八项规定为切入点，聚焦到作风建设上，在作风建设中，又集中解决“四风”问题。

　　整治“四风”，要形成长效机制，必须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相结合，走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是在加强思想、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正是贯穿了通过改革逐步铲除滋生“四风”的土壤条件，用制度巩固规范改革成果的精神。强调要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比如，教育实践活动强调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挥棒”推动作风转变。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这体现出把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把对“四风”进行一次大排查、大扫除与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相结合的思路。按照这一思路走下去，不仅教育实践活动会取得实效，而且在作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方面会踏出一条新路。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凸现了顶层设计、高层示范，政治局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别人做到的，政治局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政治局首先不做。政治局带头“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并把政治局进行教育实践活动情况公之于众，推动党务公开，以求得到党内外的监督。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也体现了真抓实于的精神和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有扫除形式主义，为民务实的优良作风才能得到更好发扬：只有扫除官僚主义，党才能切实担当起服务人民群众的责任：只有扫除享乐主义，党员干部的心才能始终与人民群众的心紧紧贴在一起；只有扫除奢靡之风，人民群众才能更自觉地从感情上向党聚拢。

 

 

　　半月谈第15期评论：是什么催生人性之恶

　　因戾气暴发在商场砍人，因停车纠纷将幼童摔死，因上访不果向公交纵火……接接连连的个人暴力事件，一经报端、网络披露开来，便引发民众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情绪，也牵动起舆论对社会文明的深沉拷问。

　　也许只是日常的偶然事件，也许只是媒体的集中曝光，但人们还是从弱势欺负弱势的凶狠和个体报复社会的恐怖中，感受到了世态人心的浮沉，观察到了社会矛盾的潜显。

　　我们应当谴责并制止，所有的暴力都是对文明进步的悖谬，所有的仇恨都是对包容和谐的颠覆。同时，我们也当追问和求解，是什么在催生人性之恶？如何从源头祛除社会戾气？

　　首先让人警醒的，是同样被媒体频频聚焦的行政暴力的蔓延和危害。

　　尽管法治政府、行政文明的建设进程正在加快，但是，人们还是不时看到身边发生的另一种乱象：有城管队执法，或围殴村民，或爆踩商户；有保安队截访，限上访者自由，向上访者施暴；有联防队治安，轻则伤人筋骨，重则夺人性命；更有那些强行征地拆迁逼人上高楼进社区的，引发了一次次平民拼命抗争，酿成了一场场群体冲突事件……

　　当然，一些政府官员总会在第一时间出来先自划清界限：他们都是不在编的临时工。可是，百姓都很明白：这些临时聘用人员毕竟都是政府的雇员，他们的这些举动．毕竟都是履行政府职能的执法行为。而且，在矛盾冲突的善后中，这些政府官员展现出的也多是纵容包庇，百般推脱，竭力掩盖真相，甚至以维稳之名，动用强制力量高调介入，加剧冲突。这一切，与现代政治倡扬的法治政府、行政文明，与现代领导必具的群众观念、人文关怀，相去何其遥远？

　　不能回避，政府行为自有其或大或小、或积极或消极的示范效应，从而与民众情绪生成着无形的传导和互动、撞击和强化，负面的甚至产生以暴易暴的社会冲动。

　　往深处延伸，我们则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流失和追寻。

　　让每一个人都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近年来广大民众最强烈的呼声。收入不公，让弱势群体倍感生活压力的沉重，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已接连敲响“中等收入陷阱”的警钟。更为显眼的是财富不公。看一看网络拳报的那些官场上的“房叔”“房姨”“房姐”，坐拥几十套房产的财富神话如何能轻易制造出来？再看一看许多乡村，土地被政府强行低价征占、被资本强势集中流转，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被何人侵夺？更深层的则是权利不公。在制度的缝隙中，在政策的扭曲中，权力的寻租与资本的依傍相链接，垄断更多的发展资源，占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攫取更多的发展红利。利益的多元，社会的层化，给底层民众带来的，不仅有制度性的分配不公，而且有等级化的人格歧视。一些自恃“有身份”的特权者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一些标榜“有身价”的暴发户气粗如牛，肆无忌惮，不时还冒出一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雷人雷语，那种野蛮的专横和赤裸的炫耀咄咄逼人。当底层民众的心中涌起一种对生存发展的无力感、对人生梦想的挫败感和对尊严体面的羞辱感，任何一点新的伤害，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草。

　　公平正义既是一种理性原则扣道义要求，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的生活意义。

　　从系列极端事件的发生中，我们还体验了国民心性的演变和底线伦理的挑战。

　　在社会共同营造的文化氛围中，在百姓共同沉溺的文化期待中，个人暴力和社会戾气，已经获有了它生长的激励和文化的因子。先听听家长对孩子为人处世的日常教育，不少是凡事既不能忍让、更不能吃亏的谆谆告诫：再翻翻书摊上成功学励志学的经验秘诀，不乏狼性文化、厚黑之道的特别推崇：还有引发社会争议的黑暗童话热中的经典颠覆，时兴恐怖、丑陋的人物形象，渲染阴暗、残酷的故事结局。儿童需要鲜亮多彩的世界和美好光明的向往，社会需要惩恶扬善的激励和理性文明的建设。可是，我们在有意无意之中张扬的又是什么，播种的又是什么？

　　当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放开闸门，让私利无限膨胀，物欲恣意横流，当市场经济的潮水急速漫过社会生活的堤坝，优胜劣汰的竞争无情演变弱肉强食的互残，当一个社会纵容恶行、播种仇恨和张扬暴力，或庸常或极端的人性之恶冲决了心理的障碍和道德的禁忌，公然招摇过市，自我标榜，当文明不能行其道，正义不能彰其本，原子化、陌生化和丛林化成为生活的现实，道德的危机、社会的溃败也就行之不远了。

　　我们需要重建社会，重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重建社会伦理和社会价值。

　　所幸的是，我们的心灵中，依然有公平正义的坚守和捍卫；我们的生活中，依然有道德良知的呼唤和践行。许许多多的“最美”人物，正在用自己默默的努力和平凡的奋争感动着周围，感动着中国，用他们点点滴滴的日常之善，丝丝缕缕的人性之美，在燃烧人们向善而生的意愿，在激发人们永不停息的前行。

　　希望就在这里升腾，力量就在这里凝聚。呵护这种希望，壮大这种力量，我们就能改革制度，就能改变社会，也就能改善我们自己。

 

 

　　半月谈第16期评论：政府购买服务谨防跑偏

　　7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最新部署，意义深远。这不仅是惠及民生的重大举措，也是深化社会领域改革的关键之举，更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下一步，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各地还需谨防跑偏。

　　近年来，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各地积极探索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一方面下大力气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将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交由社会力量承担：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实践证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将政府“不能做”“不便做”和“做不好”的公共服务事项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不但有助于政府转变职能，使群众得到更多便利和实惠，同时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下一步，我们需把握好几个关键问题。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要明确购买公共服务的边界。各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只是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改变，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要处理好购买服务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借购买公共服务之名，向社会甩“包袱”，出现对政府有利的事情不想很快交出去、对政府无利的事情想很快交出去的情况。地方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后，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变成由社会力量提供，但这时地方政府不是没有了责任，他们需要对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进行严格的过程监管和效果评估。

　　首先必须厘清哪些是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为此，各地应加快研究和制定“政府转移职能目录”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以政策法规的形式将购买服务的边界予以明确。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要以让群众享受优质高效公共服务为目的。为防止社会力量为利润而牺牲服务质量，政府必须把好资质确认和公信力评价的入口关，对承接主体实行优胜劣汰，保证将相关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让人民群众享受到丰富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购买服务的本质在于用市场化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核心要件包括公开透明、平等竞争等。因此无论是委托、承包还是采购，都应该以市场化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在购买过程中应该有充分的竞争、讨价还价、价格选择等，即便是“委托”这种非竞争性的方式，承担服务的对象也应是经过充分市场竞争“过滤”下来的有良好社会声誉的社会组织，“委托”过程中也应有充分的定价谈判。

　　在各地的探索中，曾经出现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直接委托其下属的非营利组织，或者组建非营利组织直接管理并委托服务的情况。对此我们必须明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归根结底是一种契约式的市场行为，而绝非“上对下”的行政行为。

　　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应进一步制定严格的招标、评估、监督的法规制度，对采购过程进行动态管理，还应建立充分的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的信息公开制度，实现第三方独立机构监督、媒体和公众监督。要防止暗箱操作，杜绝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利益输送和不正当的关联交易。

　　与一般性政府采购不同的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直接受益人不是政府自身，而是社会公众。因此，“购买”的资金更应纳入严格的公共预算管理。目前，各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预算资金、彩票收益金和其他预算外资金。我们要坚持严格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管理，统筹安排，以事定费，确保购买资金及时到位。同时各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规模应该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使得资金投入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等相匹配，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还要坚持渐进和同步的原则。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复杂的公共服务提供新机制，各地购买公共服务应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渐进提升的过程。我们既要防止因资金配套不到位而导致的“上热下冷”，也要防止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从财政分钱的逻辑出发一哄而上。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要与建设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同步推进，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购买服务，努力建构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共赢关系。同时要有效保障社会组织的独立性，防止地方政府借购买服务“收编”社会组织。最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也要与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同步推进，通过购买服务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