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还是不救？

　　这个问题，似乎是公众面对近日一连串新闻的追问，又似乎在南京“彭宇案”后，舆论就传达出一个信号：助人为乐是道有风险的社会学难题。

　　8月22日，“许云鹤案”二审。尽管双方证据均不足，法院尚未做出最终判决，但舆论已率先将此案定性为“天津彭宇案”，公众情绪基本一边倒地支持许云鹤所说 “我是好心助人反被讹”。二审结束后王老太一家打算打车回家，也因司机怕被碰瓷而遭拒载。

　　也是近日，一条“老外地铁救人”的消息引热议。据称，一名乘客在上海地铁2号线车厢内突发癫痫，周围乘客大多因担心被讹诈而选择围观，只有一名老外上前施救。于是，网上再次响起一片对国人素质和行善环境的声讨……

　　然而，且不说这些乘客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国人”，就从媒体后来获得的信息看，也有乘客给老外递上纸巾，有老先生给病人递上水。而周围人之所以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不少是因为缺乏急救知识不敢盲目施救。

　　有人说，一段时间以来，只要街头发生民事纠纷，一方自称好心不得好报，总会被舆论冠之为某某版 “彭宇案”，舆论态度泾渭分明，常简单作出道德取舍。更因网络舆论有燃点低、互动性、放大性、传播快等特点，有时真相容易被喧嚣遮蔽，理性容易被某种观念酿造的情绪左右，甚至，当基于经验的主观判断超过了对客观证据的依赖时，围观者需要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种符合自己的情绪。

　　应该看到，公众情绪的背后所指向的，依然是当今社会面临的诚信之困。有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信法，也不信人，还能相信什么？”对此，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说：当人们缺乏对社会契约的信任时，就会重回“万人对万人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相当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下，他们互相反咬，甚至互相吞噬。当互信感减弱时，救人还是不救人，自然成了困扰人心的疑问。问题在于，带有情绪化的简单道德判断，可以真正破解诚信之困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首先需要防范的，是单一的“道德先行症”。在以道德观望公共事件时，不要忘记对真相的尊重。因为在真相未明或被遮掩时，道德评价不仅会不够精准，还有可能被泛化、功利化，甚至形成“二次伤害”。而真相的全面客观还原，需要的是职能部门的坦诚相对，司法的公开透明，媒体的负责求证，以及公众的耐心和理性。

　　其次，我们切莫患上过度的“道德焦虑症”，以偏概全，把小概率事件当成是社会普遍现象，而中止了我们向善的力量。就看近期感人的爱心救人事件，既有杭州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又有深圳以“天使之吻”救下轻生男的“最美少女”，还有为救白血病少女弃考捐骨髓的湖北大学生，无不折射着人性光辉和对生命的尊重，而社会也毫不吝啬地对他们报以敬重和赞美。

　　最后，我们更不能形成某种“道德依赖症”。现代社会诚信体系的真正形成，需要严明的法规和监督制度保障，而不仅是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谴责。在德国，乘公交无需检票，而一旦在抽检中被查到逃票，可能将会被计入个人信用记录，影响就业、出境等各方面。逃票尚且如此，何况更恶劣的讹诈行为？因此，如何真正建立我国的失信行为惩戒机制，让有“不良记录”者受到全社会的监督制约，让“个人信用”成为行走社会的另一张身份证，让司法取证和判决更加谨慎公正，让多数人愿意诚信为人且自觉笃行，才是我们尤其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