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络大量转载，引来诸多议论的四川丹棱县公务人员“因公醉驾”被从轻处理事件，终于有了转机，当地交警部门迅速承认办案错误，当事官员已被提起公诉。

　　这一案件因被称为“醉驾入刑”后首例公务人员醉驾案，与当初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案件一样，十分引人关注。高晓松案，执法部门未因其头顶名人光环，而稍有迟疑延宕或作模糊处理，在“醉驾入刑”执行之初，即树立了一道清晰明确的标杆。但四川丹梭县水务局副局长醉驾案，最初被认定为情节轻微且属“因公喝酒”，而仅作出行政处罚，显然不能服众。人们的纷纷议论中，最大的担心在于，“醉驾入刑”将在权贵面前止步，刚性的法律会因为不同人群而遭到故意弯曲。

　　事实上，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三部门对“醉驾入刑”如何执行的表态的确尚存在模糊和不一致之处。公安部的表态是对经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最高检认为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律起诉，但最高法副院长则表示“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行为可不被追究刑责”。此言一出，已引来人们质疑，如此司法解释，是为原本十分明确的刑法修正案条文留下一个弹性执行的缺口。最高法的“指导案例”未形成，态度不够明晰，公检法三方的不统一，都会对眼下醉驾案件的审判，带来某种含糊柔性的操作空间。

　　然而，最早出现的弹性案例，便是对于官员醉驾的从轻处理，而且“因公喝酒”成了从轻处理中堂而皇之的一个理由，足以显现个别公务人员以及某些权力阶层人士有着多么普遍、缺少自我约束的特权意识。在湖北鄂州，醉酒驾车肇事的人大代表召集帮手来打人，且对着警方一开口就是“我是市人大代表朱三咏”。这样紧急关头脱口而出的语言，如“我爸是李刚”一样，足可说明，当前社会中漠视法律的特权意识尚存，个别公务人员又是多么缺少平等公正的自我约束。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我们只能寄望于严格的法律条文不受撼动，不留弹性空间，从而实现执法过程中的规范统一，以免被特权与人情利用，失了公平公正。

　　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的“醉驾入刑”，若能在公务人员乃至权贵阶层中间做出无例外的裁定执行，不失为治理腐败意识、加强行政改革的一个切入点，甚至可能对缺少足够监督的“因公喝酒”现象有所制约。我国现有法律中，对于公务人员从业资格已有专门规定，因犯罪受到刑法处罚的人不得担任公务员，部分事业单位的招聘和管理也参照这一标准实行。法律条文只关心是否醉驾以及危害后果如何，却不会区分是否为了某种“高尚”的理由而饮酒。认真执行“醉驾入刑”，未来带给公务人员队伍的触动，应该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