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去了一趟贵阳。在那里听到了一件新鲜事，贵阳市政府有关部门召开价格听证会，将出租车起步价由原来的10元下调至8元。对此，出租车行业几无异议，老百姓更是交口称赞。

　　说它是“新鲜事”，是因为时下的听证会几乎成了“涨价会”——某项价格调整上涨，开个听证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这似乎是政府有关部门涨价的“前奏曲”。降价也开听证会，贵阳市此举前所未闻，岂不“新鲜”？虽说仅仅是2元钱的降价幅度，但它毕竟走出了国内诸多听证会“逢听必涨”的怪圈，打破了听证会单一呈上走向的格局。

　　我在与贵阳市出租车驾驶员闲聊中得知，该市的出租车起步价之所以下调，大体基于这么两个因素：一是贵阳地区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于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大都市，10元的出租车起步价显然过高；二是贵阳乃至贵州省周边地区的出租车起步价都低于10元。贵阳市政府尊重实际，尊重民意，通过听证会的行政程序，适度下调出租车起步价，不仅彰显了“执政为民”的行政理念，也是其“依法行政”的一个徽识。

　　“执政为民”、“依法行政”不止是口号，它不能停留在宣传鼓动的层面上。按照现代行政学的说法，政府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权力，尽最大努力、以最大限度为民众谋福利。而听证会便是政府部门践行“执政为民”、“依法行政”现代行政理念的载体。本来，听证会就是一种利益博弈的机制，只要经过充分的博弈，某项价格有升有降委实是正常事。甭说是价格的升降事宜，就是地方立法也得来一番利益的博弈。不是吗？日前据《人民日报》报道，四川省前不久就 《城市行政执法相对集中处罚条例（草案）》召开立法听证会，结果，参加听证的14位代表围绕城管执法权的扩张与限制发生分歧和激辩，许多人不同意城管扩权。

　　然而，反观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听证会，并没有体现利益博弈机制的合理性和逻辑性，或为某项价格上涨而走的过场，听证会简直成了“涨价会”的代名词；或代表意见一边倒，几乎听不到质疑之声；更有甚者，还出现政府部门一手导演的假听证会，如前不久媒体曝光的鄂州市规划局召开的一个规划听证会，入场的住户代表竟然是冒充的，签名也是捉刀代笔。

　　如何让价格改革更得民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功能？答曰：政府决策部门应该更加贴近地区的实际，更加充分听取公众的呼声和意见。从贵阳市出租车起步价下调也开听证会一事，人们可以看到该市政府在以下两方面作出了改进努力，一是实事求是地考虑到本地区经济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差距，权衡当地民众的经济承受能力；二是定价模式的确定公开透明，不仅公布原价对市场影响的测算，而且公布降价的数量依据，听取多方意见才最终实施。值得一提的是，对公共资源品的定价更须避免行政部门单方面的实际决定权。如何避免以往公共资源品价格调整过程中的“信任危机”，关键在于切实提高公众对于公共资源品价格调整的参与度。

　　平心而论，作为一种民主的形式，我国的听证会机制建立时间不长，尚有待发展和成熟。贵阳市此次降价听证会的意义并不在于出租车起步价少了2元钱，而是在于这一举措使利益博弈日趋法制化、更具民意性，为成熟和健全听证会机制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